那個年代的周圍環境對塔倫提諾來說也有個人共鳴。「這部電影是我記憶片段的一部分，」他說：「1969年我住在洛杉磯縣的阿罕布拉市。我記得電影裡有什麼，電視網和地方電視台演什麼；我記得當時的孩子主持人，我記得當時的恐怖電影主持人是西摩。

我記得KHJ電台一直在播放──我記得人們在汽車裡聽收音機的方式：你不會胡亂選台，尋找這首歌或那首歌；你只有一個電台可以收聽，你會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，廣告播出時你也不會把它調小聲，你說話的音量要壓過收音機。這部分趣味的地方是我絞盡腦汁，觸發我的記憶，並回憶起從前的樣子。」

「這是昆汀導演生涯中一部獨特的電影，也是他最具感情色彩的作品。」製片人大衛海曼（David Heyman）說：「某種程度上，他藉由這部作品回顧他所受到的影響和他所喜愛的電影，他成長的那一段時期，以及幫助造就他的事物──寫給一去不復返的好萊塢的一封情書。但是我發現劇本非常動人。是的，十分有趣。沒錯，令人激動。不過，從本質上來講，這是一個描寫友誼，鐵漢柔情的故事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