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：瑟西的故事和您自己在1970年代阿根廷成長的經歷有多貼近？

很貼近。這部片有很多自傳元素。

Q：您如何選出飾演瑟西的演員？要找到符合角色需求、情感上能同時傳達天真和嚴肅的小孩會難嗎？

在開拍前一年，我們找了好長一段時間。希薇亞維勒歌（Silvia Villegas）和克勞蒂亞聖盧斯（Claudia Saint Luce）協助我在聖克萊門特（San Clemente）辦了演員訓練班。我們認識了許多有才華又漂亮的小孩，後來他們也有在電影中演出。然而我覺得我們還沒找到瑟西。攝影指導沃傑赫斯大隆（Wojciech Staron）是個不可或缺的藝術盟友，我們也分享了2010年創辦兒童演員訓練班的經驗。他對細節的描繪熱愛無比、深陷其中，他發現孩子的真誠和生動的表達方式，我們發掘了優秀的孩子。

但一年過了，我們仍在尋找瑟西。說起來像個奇蹟（這只是發生在這部片的許多奇蹟之一）。開拍前三天，我很絕望。我和那些未符合期待的女孩一起工作。然後沃傑赫和我們的配樂瑟吉歐古羅拉（Sergio Gurrola）到了鄰近的學校，選出十五位他們在校園看到最有趣最活潑的女孩。接著我面試他們，一開始我就覺得寶拉（Paula Galinelli Hertzog）的身上有一股特別的力量、深度和爆發力，這些都賦予角色嶄新觀點。我的意思是，她展現出連我都還沒發覺的角色特質，更強烈、更真實。她就是瑟西。

Q：您是否一開始就傾向選用非職業演員？

並非所有演員都是非職業，成人演員勞拉（Laura Agorreca，飾演瑟西母親）和薇薇安娜（Viviana Suraniti，飾演瑟西老師）都擁有卓越的事業和豐富的經驗。非職業演員主要都是小孩。我一直想和聖克萊門特的孩子合作，普遍上，他們都沒受過演員訓練。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並非他們的專業性，而是他們的自由和豐足，這些特質是長年浸濡在海景，由這片獨特的海、獨有的風孕育而成。

Q：電影時常從大人的高傲觀點來描繪小孩。您如何避免這點，並以更尊重、深入的角度描繪瑟西？

首先，我是戲劇編劇、作家。對作家來說，我相信以傲慢的方式對待角色不是件好事，不論他們的年紀多大，我一直試著給他們力量，然後讓他們「發現自己的天命」。我試著盡可能給予角色尊嚴，我深深祝福他們，我讓他們存活下來。我希望我可以做到這點。

Q：影片中，阿根廷的政治歷史被您轉化成一位七歲小女孩的個人宇宙。您是否認為自己是政治導演？

首先老實說，我將自己當成作家，就像上一題回答的。我認為，作家也是導演，在我們生活的這些世代，這個時代，政治總會強加在我們最私密的夢想上，我認為我們不能被我們生存的時代排除在外。私下著墨時代的殘餘和細節令我著迷。

Q：當您在拍片時，飾演瑟西的小女孩有察覺到影片牽涉了歷史背景嗎？

有，我有跟她解釋，最明確也最殘酷的事實：危險和恐懼。她是一個堅強的女孩，擁有令人驚訝的成熟情感。所以我沒將細節告訴她，只是跟她講解每一場戲最簡單同時也最難的事。我執導她的方式就是在鏡次與鏡次之間跟她溝通，不斷地溝通。我跟她交談，而她把自己完全交給我，我非常信任她，她也很信任我。

Q：羅西塔這角色，也就是瑟西的老師，在體制中似乎很矛盾，或至少心理是衝突的。當瑟西寫了一篇反軍方的作文陷入險境，她顯露出同情心；但當瑟西奪得獎項、讓學校受到軍方矚目，她也表現得很熱情。是否有很多人在當時就像羅西塔那樣生存在夾縫中？

我認為現實很可悲，令人難以承認。專制政權少了社會主體的支持不可能存在，但在現今的阿根廷甚至更痛苦。這是個痛心的事實，也因此我覺得這個主題令人煩憂悲痛，它講述了集體拒絕。舉例來說，很多阿根廷人都會這樣回應：「同樣的故事你還要說一遍？」對走過那個時代的社會而言，這主題令人疲倦。我想，在思想上、也在非常精確的常態事實上，阿根廷社會大部分是直接支持軍事獨裁的。我認為目前的阿根廷社會，即使在今日，這樣令人痛心的罪行和這種集體矛盾仍在發生。

Q：這種作文比賽是有記錄的歷史事件嗎？阿根廷軍政府是否積極尋求兒童成為它的宣傳機器？

當然，我甚至記得其中一些人。在一個法西斯社會，教育充滿著法西斯入門的實踐和儀式。比如：孩子被鼓勵批鬥他人。那些年代，批鬥和告發在學校裡被認為功不可沒。我說的故事所發生的背景我真的走過。

Q：瑟西和她的母親就住在海和沙灘旁，這似乎很重要，有時海水幾乎灌進了房子，瑟西常常一個人或和她的朋友一起走過沙丘。對瑟西和更大的意義這兩方面來說，大自然在片中意味著什麼？

我住過那，就在那，靠近聖克萊門特雷圖尤（San Clemente del Tuyu）一個面海的亭子，海正好就我家下方。電影就是從這裡開始，從我的回憶產生。這些場景真的是我童年的一部分。回憶給了每個場景一個方向。對我來說，大自然，或者更精確地說如此特殊的大自然，傳達了一種無助的感覺、被宇宙遺棄的感覺。從我童年開始，這個場景便讓我覺得，我們極其孤獨地面對毀滅性的力量。

Q：電影在哪拍攝的？您如何選出這個地點？

電影在聖克萊門特雷圖尤（San Clemente del Tuyu）拍攝，我便是在這個城鎮長大。電影中捕捉的學校場景，正是我小時候去上學的那間教室。沒有所謂的地點選擇，我甚至不全然將聖克萊門特看成一個地點。從編劇階段開始，聖克萊門特就是影片的靈魂。

Q：海灘和海風也為電影帶來特出的氛圍，特別是音效方面。您是如何處理這部片的音效？

這部片的音效不可或缺，本片作曲家瑟吉歐古羅拉（Sergio Gurrola）是我們的藝術盟友。因為深受當地景觀啟發，他開始寫了幾首曲子，就是現在在片中聽到那幾首。從那時起，他便提議用自然的音效編曲。之後，音效設計瑟吉歐迪亞茲（Sergio Diaz）也接受了這個想法，創作出漂亮的音效。聖克萊門特的風景也有它自己的聲音，既寒且美。

Q：《第一名的煩惱》是您第一部劇情長片，之前您和佛南多安奎（Fernando Eimbcke）合作編寫了兩部電影劇本《Duck Season》和《墨西哥幾點》Lake Tahoe，還榮獲2008柏林影展亞佛瑞德鮑爾榮譽獎（Alfred Bauer Award）、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（FIPRESCI Prize）的殊榮。您是如何經歷從編劇到導演的轉變？

我從八歲開始寫作。電影方面，我已寫了好幾個劇本被不同的導演搬上大銀幕。幾年下來，已寫過散文、劇作和詩歌等不同類型的作品。我也教了十五年的劇場藝術。身為教師，我關心的是分享觀點。我不教技術，而試著用我的藝術觀點謙卑地引導學生，這樣他們就能根據自己的觀點審慎思考。佛南多是我其中一位學生，非常有才華，因為這樣我們決定一起合作那兩部電影。我的主要天職基本上是文學。重要的是，我將電影看成必要的文學訓練，我相信電影遠在賽璐璐之前就發明了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不覺得有任何意義上的改變。對我來說，戲劇性的文字和剪輯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。執導與寫作相似，都是美的經驗。

Q：您是阿根廷人，但您的事業帶您到了墨西哥，你在那已和佛南多安奎（Fernando Eimbcke）等人合作。您會如何描述兩國電影文化的相異之處？您認為自己是墨西哥導演，或覺得自己仍是阿根廷電影的一分子？

我會認為自己是墨西哥人，因為我選擇在墨西哥成長生活。但身為一位藝術家，我不知道是否要論及國籍。我不知道電影是否要說這是一部墨西哥電影或阿根廷電影。在我看來，這部片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不同藝術家，他們的作品會互滲在同一句對白當中。我想成為戲劇編劇，是受到我成長的所有經歷影響，一直以來都是如此，無論在墨西哥或過去在阿根廷。也多虧我所景仰的偉大教師，他們縱橫古今的戲劇藝術，來自世上不同角落。我祈禱他們持續散播光芒和智慧，在我投注的每一件作品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