Ｑ：你是如何得知布蘭達（Brenda Myers-Powell）的故事？又會什麼會想要接下這項電影計畫？
Ａ：我從製作人麗莎史蒂文斯（Lisa Stevens）那邊聽到布蘭達的故事，他問我想不想要幫她拍一部電影。當時我有些猶豫，因為我認為這是很沉重的議題，在她給我看了一段短片後，我發現布蘭達激勵人心，能夠跟她一起合作我備感榮幸，於是我一口答應。值得高興的是，在拍攝之前我與布蘭達並不認識，這也剛好符合我慣用的拍攝手法。當她在片中找假髮的時候，她一邊看著我一邊解釋每一種假髮會帶來不同的感覺。如果，在拍攝前我們就彼此熟識，這些事情我肯定早就知道了，而她也就不會在鏡頭前面特別解釋。我喜歡一邊拍，一邊認識人的感覺，簡而言之我跟觀眾之間沒有差別，我就是觀眾。

Ｑ：整個拍攝是如何進行的？你有先與布蘭達或是影片中的人物溝通嗎？
Ａ：我以那場學校女學生分享他們被強暴的戲來解說。在那之前，我完全不認識她們。上課當天，我給學生看了我的作品，分享我的經歷以及過去。即便他們沒有說什麼，我能看出影片打動了她們。隔天，她們就分享了自己被強暴的故事。忽然之間，她們每個都向布蘭達傾吐自己的過去，她對種種感到震驚。她對女孩們的過去毫不知情，她正試圖阻止這些事情發生在她們身上，但她不知道，事情早已發生。對那群女學生來說，這是第一次她們發聲，有人願意傾聽—因為有人會聽到她們的故事，一切都有了意義，我認為她們的所作所為相當勇敢。每當拍攝的過程中，遇到這樣神奇的時刻，我都會感到驚奇。她們選擇利用拍攝的契機來改變，而一切就在你眼前發生。當布蘭達跟她們說，「這不是你的錯，不是你的錯，」那深深觸動她們，因為從來沒有人跟她們這麼說過。過去，她們勇敢發聲，總是受到忽視、責罵，因此拍攝當下所發生的令人動容。說到這裡，我想很明顯在拍攝前我不會特別規劃什麼，我只會跟她們說，這是你們的電影，我們一起完成它，一起踏上這趟旅程。換而言之，我是一邊拍攝一邊認識布蘭達，我希望觀眾也是如此，在觀賞的過程與她越來越親近。

Ｑ：這是非常敏感的議題，在拍攝的過程中有遇到哪些挑戰？
Ａ：拍攝過程中，很多時候我都深受感動，我從布蘭達身上學到了很多，她展現了另一種生活方式。她的故事告訴我，不論你有怎樣的過去，做過怎樣的事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都可以讓你自己更堅強。當她的女兒到學校分享自己悲慘的童年，觀眾可以看到布蘭達其實很痛苦，接著她女兒說：「媽，我們原諒你，我們永遠愛你。」我就告訴自己，我們要能原諒自己，用過去的經驗幫助更多人。
因為我是隨著事件發生拍攝，因此我覺得最具挑戰性的就是，在對的時間，對的地點拍攝，然後別把一切搞砸了！這並不容易，拍攝時機很多時候完全是靠運氣。過程中，我們完全要相信布蘭達，她可能會跟我們說，我們要去見瑪麗，妳必須盡快趕過來，或是，她會讓我們拍那些很私人的時刻，像是剛起床，在化妝的時候。拍攝前我們都無從得知這場戲是否會好，只能直接拍攝，期待找到火花。

布蘭達鮑威爾

Ｑ：《追夢者》提供性工作者議題中不同面向的探討，它模糊了犯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界線。對妳來說，電影以比較中性的角度去看這件事，是很重要的嗎？
Ａ：這點對我非常重要，不過我在拍攝的途中也發現了一些我原本不曾考慮過的事情。我覺得Homer是電影不可或缺的要角，人很容易將他人妖魔化，我們不曾想過他們也是經歷了某種悲劇，才會走上這條路。人們無須刻意去製造怪物，有些人的行為真的是禽獸不如，但是通常背後都有一段故事，有前因後果使他們變得如此。Homer有雙重人格這點值得探討，Homer是在家被父親家暴，曾被阿姨強暴過，安靜、內向的男子。他的另一種人格，Fancy則是金光閃閃，殘暴不仁的皮條客，對女人從不手下留情。正因他所做的事情太慘忍，他才會衍發出這樣的雙重人格。我很好奇像敘利亞總統阿薩德（Bashar al-Assad）那樣的人怎麼能接受自己摧毀了國家，他肯定也有兩種面向，家中的慈父與草菅人命的暴君。這是本片呈現的殘酷現實，它比較難消化，但卻千真萬確。倫敦放映結束後，我因為Homer這個角色而遭到攻擊，有名女性不認為應該把皮條客放進本片當中，但我認為這個角色太重要了。布蘭達曾經在一場會議上說Homer的存在也許很痛苦，但我們需要他能提供的資訊。唯有不斷獲得資訊跟接受現實才能讓我們更加茁壯，這是布蘭達教我的。

Ｑ：妳除了負責拍攝，同時也參與剪輯。在拍攝的時候，妳會考慮到剪輯的問題嗎？
Ａ：這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。某方面來說我的確會思考到關於剪輯的問題，這是無可避免的。當我在拍情緒比較濃烈、激昂，甚至痛苦的戲，即便我深受感動，還是要記得拍特寫，調整攝影機的角度，這樣剪輯師才有辦法把畫面弄得順暢。我非常喜歡布蘭達的故事，也相當投入其中，不過我還是得思考怎樣呈現這一幕，才是最好的方式。儘管攝影機永遠都在待命，我其實拍攝的片段不算多，只捕抓那些觀眾需要看的，比較重要的畫面。那種感覺相當奇妙，悲劇在妳眼前接二連三地發生，人的本性會想安慰對方或是迴避，給予他們隱私，我在拍攝的時候，總是感覺自己變了一個人。

Ｑ：能夠將布蘭達的故事帶給世界，對妳來說有什麼意義？
Ａ：能夠與布蘭合作，一起歷經三個月的拍攝，將她的故事與世人共享，是我的榮幸。我拍的每一部片，都不斷提醒我身為人的意義。我希望觀眾看完電影不會感到憂鬱，即便這是個沉重的議題。我覺得許多片段都相當激勵人心，也很逗趣，更能鼓舞人心。讓觀眾相信，如果一名從未求學，從四歲起就被家暴的人都能逆轉人生，我一定也可以，只要我們願意，改變就有可能。

Ｑ：妳希望觀眾從電影中得到什麼？
Ａ：希望觀眾看完可以感同身受。觀眾不是因為想要資訊，可憐他們或是只是想要學習而觀賞，他們會看，是因為對這個故事感興趣，其實這跟小說蠻像的。你會沉浸在故事之中，與其中的角色產生連結。觀賞的期間，電影無形之中觸動了你，而人生就此改變，這，是我的希望。我知道期望電影能改變人心有些不切實際，不過我就曾是被改變的人之一，《竊聽風暴》Lives of Others對我來說無比重要，因此我秉持這樣的希望。我希望人們能因為電影而受到鼓舞，看完充滿正能量，會覺得他們也認識布蘭達，參與了她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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