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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存者》觀後筆記:怪奇導演 安娜.莉莉.阿米波爾
2017-08-30 作者:Topaz

 

今年暑假娛樂型強檔大片的數量不若往年多,倒是使得擁有強烈風格和議題性的電影脫穎而出,引起不少影評網站討論。在台灣八月上映的『生存者』就是這樣一部電影,其內容敘述一個反烏托的社會,被文明世界遺棄的人類會成為「殘次品」送到沙漠自生自滅,殘次品分為兩個陣營,「食人族」及「安樂窩」,一位被驅逐的女孩艾倫,在荒蕪的沙漠中遊蕩,後被食人族捉走切斷手腳,逃出食人族的過程遭遇各種奇遇,最後愛上一位食人族男子。

(圖片來源: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hebadbatchneon/)

看似殘酷的劇情充滿了對現實的隱喻

這部電影被媒體歸類為「後現代的反烏托邦寓言故事」,美國不管在其他外國人(尤其台灣人)眼中多麼富庶強大、光鮮亮麗,總有許多隱而不發的問題:例如,美國資本主義的背後是弱肉強食的剝削、民族熔爐中是對於不同種族的隱性偏見,只有實際身處其中的人才有所體會,加上導演並不想專一談論一個議題,而是像剪貼簿似的把現實議題一股腦兒拼貼起來,形成一種走馬看花的敘述方式,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國人進入電影院看完「生存者」後,不解其意且難有共鳴的原因(當然,整體步調過慢及人物關係張力不足也是主要原因)。

(圖片來源:https://www.musicboxtheatre.com/films/the-bad-batch)

電影中諷刺所謂的「夢想」,包括對健壯身體的迷戀、裝潢華麗的別墅、可愛寵物和義大利麵,都是中上階級才有資格享有的資源,而其他被社會遺棄的殘次品,只能在毒品和電音派對中自我催眠,這又何嘗不是現實社會的反映?劇中的毒品就像是現實中媒體餵養給觀眾的幻象,媒體構築了一個「夢」,實際上,只是用娛樂讓人們忘記去注意社會帶來的痛苦與不平等,讓精神流於追求表象、歡笑與激情,而那個「夢」究竟是什麼,卻沒有人說得清楚,沒有人去思考。

善於玩弄象徵符碼的新銳導演

導演安娜·莉莉·阿米普爾(Ana Lily Amirpour)是一名伊朗裔美國人,出生於英格蘭,幼時和父母移居美國,曾擔任過電影導演、編劇、監製。她因2014年的導演處女作「女孩半夜不回家」而聞名。而2016年以《生存者》獲得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特別獎。

(圖片來源:http://deeperintomovies.net/journal/archives/11470)

也許是有外來移民的背景使然,阿米普爾特別擅長混合跨文化元素,甚至給予文化元素新的意義,在她一鳴驚人的黑色電影「女孩半夜不回家」中,中東女性遮蓋面容的披風成為了吸血鬼的象徵,美式滑板則是吸血鬼女孩的交通工具,場景設定是在伊朗的工業小鎮,鏡頭語言卻是西部片的調性,歐洲、伊朗和美國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,創造出怪誕且玩心十足的視覺印象。

伊朗和美式流行文化流淌在阿米普爾的血液裡,西部片及流行音樂佔據了她的童年,當她剛移民到美國時,英國口音和伊朗裔身份一度讓她感到格格不入,感覺像個「局外人」,也許是這樣的經驗讓阿米普爾的作品特別關心「怪咖」,比如只能在夜間出門覓食的吸血鬼少女,或是在食人族或安樂窩都找不到歸屬的殘次品女孩,都成為阿米普爾故事裡的主人翁。

 

不是女性主義 而是關於所有人的電影

很多人看阿米普爾的作品,會把它定位為「女性主義」的電影,但阿米普爾在一些外電訪問中表示,這並不是她創作的本意。

她認為所有人都比表面看起來要複雜,不只女性,而是所有人。不管在電影中還是現實世界,阿米普爾相信人們內心多多少少都隱藏著怪異奇特的秘密,當人了解這點後,就會用新的眼光去評估外在世界和自己,不再只是看到表面後,直接形成偏見。

她的電影,是關於人的內心和她有興趣的事物,而不是關於「主義」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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